《艾灸通说》是日本江户时代名医后藤艮山〔1659－1733年〕之弟子、门人对其学术观点之笔录。后藤艮山是德川中期医家，艮山认为”万病在于一气留滞“，治疗要诀在于“气顺”。  

日本宝历十三年(1762年)，中国乾隆二十七年，《艾灸通说》刊行于世。《艾灸通说》传入中国后，湮没于中国医著的浩翰书海之中，声闻一度不彰，直到上世纪才逐渐被一些针灸辞书或讲义收录引用，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。下面介绍该书在灸疗方面的独到之处。  

NO1 藏艾三年，捻卷成炷  

孟子说：”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“，新鲜艾叶内含挥发性油质较多，灸时火力过强，易伤人肌脉。故历来以收藏3年以上者为上品。  

对此，后藤采取先贮藏后加工的方法：其法是“四五月间，连茎刈取，曝干收叶”(《艾灸通说-制法精粗》)，并不立即加工，而是先予贮藏，经二三年后取出，再予捣碎加工。  

久藏的艾叶是否霉变，仅仅观其色泽，闻其气味，并不能完全判定，必须经过口嚼，尝其是否有霉烂味才能确定，如艾叶、口嚼气味俱脱者，慎勿用之。  

后藤为制作艾绒制定了十分细致的质量标准：选出洁净者，放入石臼中，用木杵捣碎，筛去杂梗、泥砂，再晒再捣，所谓筛去黑滓十次，风日透干亦十次。直至艾绒颜色淡黄，质地细软，才能充作药用。这种艾绒易于燃烧，气味芳香，温暖透达，能发挥温通经脉、行气活血、散寒除积之功。  

艾炷的卷制——后藤的方法是：先将艾绒烘干，再用“纸卷压转”，使之“细长如火叉状”，用时用剪刀剪取，使艾炷的一头呈斜尖型，另一头平直，将纸揭去后，艾炷齐整，“毛茨不起”“根下平正”。这种方法制作简便，艾炷不松不紧，火气温和，徐而不急，不致爆烈扩展，延及非灸组织，使人较易忍受灼痛。  

现在，虽已很少使用直接灸法，但这种火气温和持久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隔姜、隔蒜等间接灸，而后藤制艾过程中所具的巧思，也颇具启迪性。  

NO2 小炷多灸，中病即止  

后藤认为，艾炷大小均以鼠粪麦粒大为宜。孙思邈说：“灸不三分，是谓徒冤，炷务大也。”故隋唐以来，艾炷有“务大”的倾向。  

后藤认为艾炷不可偏大。他说，“自予观之，大者痛楚苦恼，不可堪也”，病人难以坚持治疗。故灸疗治病宜以小炷多壮为原则。对此，他力辟古人陈说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如王执中说“腹中疝痃癖伏梁等，唯须大艾炷”，此语被广为引述，而大炷治积则被普遍遵从。  

后藤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“今治积聚沉痼，乃炷小而壮数多者，为胜于炷大而壮少者矣”，即或深积大聚，须用大炷，也宜先予小炷进行试探，“须渐粗”，每壮递增之，让病人在逐渐适应中增加灸灼量。  

历来中医在灸炷的多少上采取预拟壮数的方法，古书中不乏“发热，灸大椎二十壮；牙痛，灸合谷三十壮”一类记载。后藤认为，预拟壮数刻板而不识通变，施灸一如用药，也应“以知为住”(《艾炷大小》)，中病即止，同时密切观察病人反应，对灸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，当洞烛机先，有所防范，“宜早就事斟量之”。  

NO3  灸治于外，神应于中  

后藤认为，盖疾病发生乃“元气疲于大寇，不自能冲阵”，而艾灸之功在于扶助元气，“元气扶伤，勃然与之戮力，遂以去其邪。故灸治于外，神应于中；元气存则神能使气，气行血畅则阴阳调和，自能愈疾”。  

所以，无论怎样“沉滞久痼”之疾，只要元气尚存，都可以外引灸火为“援兵”，“保元气于险地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扶元益气，须日积月累，以期“元气得势”，发挥作用，则“自可以补充其诸虚不足之地也”，脉脉艾灸提醒您切不可轻易放弃治疗。反之，如果元气大亏，神不使气，病人“就虚分死”，预后会十分恶劣。  

“凡病者，惟元气之所当自治者也”。艾灸治病就是调动体内自身具有的抗病能力，或予鼓舞，或予培养，故灸疗过程中，应以固护元气为圭臬，存得元气则存得生机。  

所以，对于症情轻微之疾，则不宜施灸，因为火气入经，病受少而人受多，反而戕害元气，此时唯须“避风寒、节饮食、省思虑、远房欲”，“俟元气恢复，其疾自愈”。  

NO4  艾火非燥，温而能润  

后藤说：“今之医家，谓以灸干耗血精者，何足以语治病养生之术哉！“那种认为艾灸之性大热，耗人津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。  

其实，艾火热而非燥，温而能润，“孤行虽微，内治有力”，能够解表通里，消积化滞，活血化瘀，攻去疝，并能促进消化，增进食欲，化生气血；火气虽热，施之于外，神应于内，有如“火焙粢糕，中心温润”，并无伤津耗液之弊，却有补阴和阳之功，非但寒证可灸，“骨蒸劳瘵”，阴虚之人，以及“血精元气虚乏，阴阳两虚诸不足者”均可用之。甚至“浮数之脉”，阳热实证，亦可酌情施为。  

后藤对艾火性质“非燥”的定性，对于消除艾火燥热的偏见至今仍然不乏积极意义。  

NO5  立足临床，破除迷信  

古人针灸有日厌、月忌、日杀、月形、四激、六害等禁忌，经唐代孙思邈、王焘等人提倡，无论在中国或在日本，一直被针灸医生莫名其妙地遵守着。后藤认为，这一类避忌“愚而无稽”，毫无根据，“皆是阴阳先生术家之腐谈也”，结果使医生“束手就困，大觉妨碍”，耽误治疗，贻害病人。  

他直言无忌地对古代名医提出批评，这无疑来自治病救人的道德勇气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认为在“大风、大寒、大暑、大雨、雷电、虹霓之时不宜施灸，”因为此时自然界阴阳之气逆乱，灸之可能导致气逆、血滞等后遗症。当然，如遇紧急情况，当用则用，救人为急，则不当拘此。  

另外，他认为中国自宋明以来流行的五运六气之说，皆是杜撰无用之言。“绝无益乎医事”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治疗过程中念咒、颂经等法均与愈疾无关，应当摈弃。他提倡一类有利于益元气、养精神的方法，如灸前静养、禁房事，灸后“远眺高山大岭以开畅郁气”等。  

看来，他从中国“拿来”医学的时候着实是运用了脑髓，有些眼光，有所取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