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秦汉时期  

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。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《黄帝黄帝内经》，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，强调“针所不为，灸之所宜”（《灵枢。官能》）。它首先指出“灸火芮者亦从北方来”。因为“北方者，……其地高、陵居，风寒冰冽，其民野处而乳食，藏（脏）寒生满病，其治宜灸。”（《素问。异法方宜论》），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、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。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、内伤病、脏病、寒热病、痈疽、癫狂等。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、补阴阳、逐寒邪、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。《黄帝黄帝内经》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：“以火补者者，毋吹其火，须自灭也；以火泻者，疾吹其火，传其艾，须其火灭也”。（《灵枢.背腧》）。最后，指出艾灸之禁忌证为：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、阳盛亢热及息积等。《黄帝黄帝内经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。

东汉张仲景所撰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，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，尽管针灸条文不多，其中《伤寒论》载灸疗7条，《金匮要略》2条，复出2条，实为7条，但是，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。在应用上，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，或于少阴病初起，阳虚阴盛时，灸之以助阳抑阴；少阴下利呕吐，脉微细而涩时，升阳补阴。或厥阴病手足厥冷，脉促之证，灸之以通阳外达；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。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、阳实热盛、阴虚发热等。这些，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  

二、晋唐宋时期  

从两晋至唐宋，是我国针灸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  

1、灸疗专著大量出现  

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（曹操之子）所撰写的《曹氏灸方》，共有七卷，惜已佚。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《新集备急灸经》，则至迟是在唐。咸通二年（公元861年）依照刊本抄录的，原刻印本，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，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，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。敦煌类遗书中，尚有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《灸法图》和《灸经明堂》，其作者及成书年代虽难以确知，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，多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。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，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。另有唐。崔知悌之《骨蒸病灸方》一卷，记载专病灸治经验，原书虽已佚，但尚收存于《外台秘要》及《苏沈良方》之中。另有《黄帝明堂灸经》（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种，内容相同），为唐代佚名氏撰。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，至元代此书辑入《针灸四书》中。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，如闻人耆年之《备急灸法》一卷，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；而庄绰《灸膏肓俞穴法》一卷，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；另有西方子《明堂灸经》八卷等。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，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。  

2、医籍中灸法占据重要地位  

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，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。晋。葛洪之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。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，灸方就占94条之多。除继承《黄帝内经》及《针灸甲乙经》的直接灸疗外，首创隔物灸疗，包括隔盐灸、隔蒜灸、川椒灸等。另外尚应用蜡灸，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。在病证救治上，《肘后备急方》载有卒死、尸厥、卒客忤死、霍乱、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。  

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，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，所撰《小品方》（现已佚）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，对灸疗也多有论述。他指出“夫针术须师乃行，其灸则凡人便施。为师解经者，针灸随手而行；非师所解文者，但依图详文由可灸；野间无图不解文者，但逐病所在便灸之，皆良法”，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。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，可以看出，他主张取穴少而精，强调灸前刺去恶血，用灸壮数多达50～100壮，也有用随年壮。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，认为《黄帝内经》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，并提出直接灸要“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，以疮瘢为害耳”等。其中不少观点，至今仍然可取。  

唐代名医孙思邈，在其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之中，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，在灸疗上，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，如隔豆豉饼灸，隔泥饼灸，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。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，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，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。卷二十九》指出：“凡人吴蜀地游官，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，勿令疮暂瘥，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。”其次，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，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，如热毒蕴结之痈肿，以灸疗使“火气流行”令其溃散；另如对黄疸、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、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，均用灸疗取效。这显然是对《伤寒论》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，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。在灸疗的方法上也强调操作的正确性“炷令平正着肉，火势乃至病所也”（《备急千金要方。卷五》）。同时代的王焘，更是重灸轻针，提出灸为“医之大术，宜深体之，要中之要，无过此术”（《外台秘要。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》），在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，针灸治疗部分，几乎都用灸方。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，当然属于偏见，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。  

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《针灸资生经》一书，亦以灸法为主，并记载了灸劳法、灸痔法、灸肠风、灸发背、膏肓俞灸疗、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。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，如“予尝患溏利，一夕灸三七壮，则次日不如厕，连数夕灸，则数日不如厕”（《针灸资生经。第三》）。另外，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：“他日心疼甚，急灸中管（脘）数壮，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，至灸处即散”（《针灸资生经。第四》）。宋代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普济本事方》以及《圣济总录》等重要医方书中，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。如许叔微强调阴毒、阴证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，创隔巴豆、黄连灸疗，方法是“用津唾和成膏，填入脐心，以艾灸其上，腹中有声，其病去矣”（《普济本事方。卷九》）。由于直接灸法烧灼较为疼痛，使人临医畏灸，南宋。窦材在其所撰之《扁鹊心书》中，首载了“睡圣散”，服后施灸，“即昏不知痛”（《扁鹊心书。卷上》）。  

3、灸疗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  

在唐宋时期，随着灸疗的专门化，出现了以施行灸疗为业的灸师。如唐。韩愈的《谴疟鬼》诗云：“灸师施艾炷，酷若猎火围”（《昌黎先生集。卷七》），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。宋。张杲《医说》中，也曾有灸师之称。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，鉴于当时盛行灸疗，非医者对灸疗也加以应用。《南史。齐本记》载，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，因治有效验，迅速推广，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，被称之为圣火，甚至诏禁不止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。卷二十九》也提到：“吴蜀多行灸疗。”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。另外，宋“太宗病亟，帝（指宋太祖）往视之，亲为灼艾”。宋。苏东坡写有《灼艾帖》，李唐画有《灸艾图》，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。  

三、金元时期

金元时期，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，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。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，在灸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，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，明确指出“骨热……灸百会、大椎”等，并总结了引热外出，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，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，多取气海、中脘、足三里三穴施灸，认为可“生发元气”、“滋荣百脉”等。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，如“一妇人久积怒，病痫，目上视，扬手掷足，筋牵，喉声流涎，定时昏昧，腹胀痛冲心，头至胸大汗，痫与痛间作，……乘痛时灸大敦、行间、中脘，……又灸太冲、然谷、巨阙及大指甲内间，又灸鬼哭穴，余证调理而妥”（《丹溪心法》）。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，在其所著《世医得效方》载述刺灸治疗的56个病证中，灸疗约占十分之八，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热病，时令病及惊、厥、损伤等症。并提出“阴毒疾势困重，……则灼艾法惟良。”（《世医得效方。集论说》）导阴毒宜灸的观点。在施灸方法方面，则不采用晋唐时期动辄百壮的做法，常因病证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、麦粒大、绿豆大、雀粪大，或灵活地“大小以意斟量”，以定艾炷之大小。且多数用七壮、二七壮、三五壮等。还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，“以温汤浸手帕拭之”，“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”，防止感染，确为经验之谈。  

四、明清时期  

明清时期，是我国针灸医学从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，虽然，这一时期偏重针法的应用，但灸法也有一定的进展。  

一、灸法论著明显增多  

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重要的文献总结时期。据史料记载及现存的医籍统计，明代以前有关灸疗的专著相对较少。以明代为界，根据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、《宋以前医籍考》、《中国医籍考》、《中国医籍通考》、《中国针灸医籍荟粹》等书的考证：明代以前的灸疗书籍，包括史书上有记载但已亡佚了的有：《歧伯灸经》（宋史）、《亡名氏灸经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方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经》（隋志）、《雷氏灸经》（新唐志）、《崔氏骨蒸病方》（宋志）。《亡名氏新集明堂灸法》、《杨氏灸经》（崇文总目）、《黄帝灸经明堂》（宋志）、《亡名氏灸经背相》（宋志）。目前现存的灸疗医籍仅有：战国的帛书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；敦煌石室医方残卷《新集备急灸经》；唐代《灸法图残卷》、《黄帝明堂灸经》；宋代《膏肓腧穴灸法》、《实验特效灸法》、《备急灸法》、《西方子明堂灸经》；元代《痈疽神妙灸经》、《痈疽神秘灸经》10种。明清两代以清代专著较丰，著有《采艾编》、《太乙神针心法》、《采艾编翼》、《太乙神针附方》、《太乙离火感应神针》、《灸法篡要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范毓[香奇]编）、《仙传神针》、《神灸经纶》。《太乙神针集解》。《传悟灵济录》、《卷怀灸镜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松亭居士传）、《灸法秘传》、《灸法心传》、《太乙神针十六部》、《灸法集验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作者不详，叶圭序跋）、《经验灸法独本》、《延寿针治病穴道图》、《灸法篡要》等21种。此外，还有大量有关论述灸法的篇章，散在于明清两代有关针灸著作或医籍中。如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，在所著《类经图翼。卷十一》中，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疗验方，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几十种病证。另在《景岳全书》9～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证中，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，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，并详细论述了灸疗的治疗作用。因此，可以说是对明以前灸疗临床经验的一次总结。明代伟大针灸学家杨继洲，也重视灸疗的研究和实践，强调针灸并重。《针灸大成》第九卷，论述灸疗凡四十一节，内容涉及广泛，有灸疗、取膏肓穴法、相天时、发灸疗及艾灸补泻等，以及灸治各种急慢疾病二十余种。  

特别是清代，更可以认为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。灸疗文献中，较有代表性的为清。咸丰时医家吴亦鼎所撰的《神灸经纶》一书，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：“灸疗亦与地并重，而其要在审穴，审得其穴，立可起死回生”，说明灸疗之重要。《神灸经纶》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疗的理论和实践，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。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疗专著。另如清。廖鸿润的《针灸集成》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，予以分类编排，如制艾法一节，就选录了《医学入门》、《医方类聚》、《局方》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。对“发灸疮法”、“疗灸疮法”、“调养法”等都作详细的介绍。